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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名夏死因之谜是党争还是满汉矛盾的牺牲品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1 11:04:33 阅读: 来源:扶手箱厂家

对于 的 ,史家有种种解释,但大体不出「党争致祸」或者「满汉矛盾牺牲品」诸说。实际上,围绕着 的 丛集了很多矛盾,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。

顺治十一年(1654)三月,清廷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,因议政大臣宁完我所劾「结党怀奸,情事叵测」十二大罪,被绞刑处 。对于陈名夏的 ,史家有种种解释,但大体不出「党争致祸」或者「满汉矛盾牺牲品」诸说。实际上陈名夏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,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。

顺治七年(1650)十二月,多尔衮病逝。次年正月,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亲政。济尔哈朗立即卷土重来,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抢夺权力,对多尔衮的势力进行残酷清洗,顺治因年幼而被撇在一边。事实上,这一时期皇帝的意见动辄遭到否决。渐渐成人的福临当然不愿再受人摆布,亲政伊始,就迫不及待地传谕议政王大臣,要求:「国家政务,悉以奏朕。」可当时的顺治帝毕竟势单力薄,不仅难与郑亲王等相颉颃,还不得不依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力量。

但不甘雌伏的顺治,也在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,以强化皇权的威严。既然满洲亲贵多以郑亲王马首是瞻,顺治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朝中的汉官。顺治亲政初年,一方面议政王会议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强,另一方面,朝中汉官的权力架构也在重新改组。顺治八年(1651)闰二月,顺治将多尔衮时期备受恩宠的冯铨、李若琳、谢启光等尽行罢黜,转而大力提拔洪承畴、陈名夏、陈之遴等人。

在顺治皇帝倚靠的这批汉官中,陈名夏隐然为其领袖。陈名夏(1601-1654),字百史,一作伯史,今江苏省溧阳县人。崇祯十六年(1643),中探花(进士一甲第三名),被授为翰林院编修。顺治元年(1644)十二月,保定巡抚王文奎将其荐入清廷,次年一月复故明原官,二月擢吏部左侍郎,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顺治八年(1651)闰二月,陈名夏与新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、礼部尚书陈之遴等人共同甄别台员,分诸御史为六等,升调降黜有差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汉官权力结构的进一步调整。

但是受到贬斥的官员中立刻有人反扑。五月,外转御史张煊、盛复选先后劾奏陈名夏等结党营私,铨选不公。张煊本人曾受洪、陈等优遇,时常参议机密。因外转之事怀恨在心,遂上疏举告。疏中列陈氏十罪、二不法。好在吏部尚书谭泰袒名夏,奏称:「名夏事在赦前;煊奏多不实,且先为御史不言,今当外转,挟私诬蔑。罪当死。」顺治「允其奏」,张煊处绞。陈、洪等人才算逃过一劫。

事隔不久,继英亲王阿济格获罪,多尔衮罪状诏示天下,济尔哈朗集团对多尔衮势力的清算终于落到谭泰、陈名夏等人头上。面对郑亲王等人的步步相逼,谭泰忍不住质问诸王:「为何排挤我!若有我不犹愈乎?」八月壬戌,谭泰终被治罪,顺治不得已,匆匆将谭泰正法,为防事态进一步发展,但传令「凡谭泰干连之人,一概赦免。」

即使这样,陈名夏也在劫难逃。九年(1652)正月,郑亲王等再次审理陈名夏案。他起初曾厉声强辩,百般遮盖,后哭着下跪求饶,请求免去一死。顺治帝非常鄙视他的行为,痛斥他为反复无常的狡诈小人,但考虑到自己曾下令凡吏部与谭泰有牵连之人不再惩办,还是赦免了他的死罪,只是将他革职而仍支给俸禄,发正黄旗,并责令他思过、悔改。陈名夏逃脱一死,还得到正黄旗籍的庇护,其余不少人却因牵连受祸。但应注意的是顺治关于陈名夏案的态度颇堪玩味,实际上杀谭泰、贬陈名夏都出于某种外在压力,并不得不洗清自己与谭、陈等人的关系,对攻击者做出交待。

济尔哈朗等人自得势以来,不仅对多尔衮势力残酷打击,对皇帝及代表皇族利益的两黄旗势力也不断挤压。顺治对这种状况耿耿于怀,并决心利用明朝旧制改革现状。他首先加强对汉官势力的扶持。十二月,顺治宴请内大臣、大学士、汉尚书、侍卫于中和殿。赐大学士洪承畴、陈名夏、陈之遴及汉尚书高尔俨等朝服各一袭,为陈名夏制造复出的机会。十年(1654年)正月,顺治对「朕自亲政以来,各衙门奏事、但有满臣,未见汉臣」的现象表示不满,要求汉臣积极参与政事。这一时期,顺治对熟悉故明旧制,又敢于任事的陈名复大力擢升,对「畏惮忌祸,不敢进谏」的陈之遴等则深致不满。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已不满足于对朝廷制度的小打小闹的改革,他要仿照以往旧制,从根本上实现皇帝的中央集权,以抗衡甚至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集体议政制。

自顺治亲任汉官以来,内外汉官的文化优越感就已经被充分激发起来。他们不敢在大政方针上有所建言,却不断要求皇帝习经书、读通鉴、开经筵等等,意在促使皇帝提高对汉文化的认同,进而提高汉官的政治文化地位。现在有了皇帝的进一步支持,在还未等搞清时局发展的情况下,便迫不及待行动起来。正月十九日,京畿道监察御史吴达上《特参内院大臣之非以端之》本,称「未闻冲龄御世,聪明轶于百王,而大小臣工臃肿聚于一时,开代之初即抱有君无臣之叹如今日者也。」矛头即指向朝中满官。二月初,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上疏请部院衙门裁去满官,专用汉人。种种迹象表明,朝中汉官对满人擅权的强烈不满,在尚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突然倾泻出来。

吴达的奏本和李呈祥的上疏激起了轩然大波。在举朝满臣的强烈要求下,吴达的上本被付诸廷议。尽管吴达再三解释,也逃不了被贬的命运。李呈祥的奏疏更是触犯满臣的众怒,连顺治也认为:「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」。

皇帝的本意只是借汉官的支持从而摆脱议政会的掣肘,使自己独揽大权,绝不可能将政权拱手交回汉人手里。为了自已和皇族的利益,他可以暂时与汉官联盟,但当满汉矛盾突然尖锐起来,他的立场不得不偏于满方。在这样的事件中,顺治突然意识到汉官思想深处对当前政权的敌对,就自然而然对他们的忠诚起了怀疑,倚靠他们恢复旧制的热忱也日渐消退。

四月,明朝降将、总兵任珍因私杀家属而被革职,又口出怨言而被奴脾告发,终被逮捕。刑部的满族官员议决要将他处死和抄家,以陈名夏为首的27名汉臣却认为任珍罪不该杀,又不敢明说,只是拖延搪塞。在满官的参奏之下,顺治帝不得已曾将陈名夏定为死罪,后改为降官职二级,罢去吏部尚书之职,并严厉警告他要痛改前非.

次年,陈名夏的死敌宁完我成为满洲议政大臣,这一次满洲贵族对陈名夏展开了致命的打击。三月一日,宁完我上章弹劾陈名夏,说他怀奸结党,奸乱日甚,党局日成,是「南党」「党首」,对国家危害甚大。还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,如屡次违法乱纪,蒙宽恕而阳奉阴违,还倡言「留发复衣冠,天下即太平」;升擢官吏不公、包庇罪臣;私抹票拟公簿,甚至更改书稿;与科道官勾结成党;利用职权图谋私利;纵容儿子陈掖臣在南京凌暴乡邻,侵占官田,收受贿赂。

对陈名夏的弹劾,也有警告皇帝之意。顺治无奈,只有将他交给大臣们审理,并被定为斩刑。顺治后又允其留全尸,于同年三月绞死。陈名夏一死,顺治皇帝及清初汉官的改制之梦也就彻底破灭了。终顺治一朝,皇帝始终生活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势力的笼罩之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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