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种进口救命药，有望降半价

受访专家：

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

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

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于芝颖

3月8日，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答记者问中，针对一些专利药、进口药价格太贵，老百姓用不起的现状说道，卫计委已经开始采取措施，以5种药为试点，启动了国家谈判，目前谈判效果比较理想，这几种药降幅可能在50%以上。李斌一席话，对患者绝对像支强心剂，让很多身陷绝境的重症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。

五种药或降价50%

据了解，本次国家出面谈判的药品主要是抗癌药与乙肝治疗药物。这几种药治疗效果都很好，但价格奇高，普通家庭难以承受。具体如下：

来那度胺。它是治疗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必需药物，目前该药只能进口。据统计，我国多发性骨髓瘤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二，已成为血液系统第2位的常见恶性肿瘤。来那度胺国内销售价格为5.9万元(25毫克×21粒/盒)、4.6万元(10毫克×21粒/盒)，患者年均药物治疗费用达60万~70万元。

吉非替尼、厄洛替尼和埃克替尼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于芝颖介绍说，这三种药物均为治疗肺癌的药物，是用于晚期或出现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。一般情况下，吉非替尼的价格为4695元左右(0.25克×10粒/盒)，月均费用约为1.4万元;厄洛替尼的价格为4600元左右(150毫克×7片/盒)，月均治疗费用约为2.0万;埃克替尼的价格约为2000元~3080元(100毫克×21粒/盒)，月均治疗费用约为0.9万~1.3万元不等。根据《2015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》显示，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高居榜首，而非小细胞肺癌占肺癌患者的85%左右，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，失去了手术的机会，因此，这三种药物就好比“明星药”，成了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药物。

替诺福韦酯。这是治疗乙肝的特效药。据统计，我国约有2000万乙肝患者，且多数为贫困人群。于芝颖介绍，目前治疗乙肝的药物有贺普丁与阿德福韦酯，但这两种药长期使用可能存在耐药风险，而替诺福韦酯目前尚未出现耐药，并且出现不良反应的风险也相对较低。这个药在国内销售价格为1000多元(300mg×30片/瓶)，据此计算，患者的年均费用至少约为1.2万元。

于芝颖说，某些罕见病的治疗手段也应该考虑到纳入后续谈判中。如法布雷病，这是由于患者体内先天缺乏一种酶，使某些代谢产物在体内广泛蓄积，导致四肢剧烈疼痛，并对心、脑、肾等各器官产生严重损害造成的病，但国内目前没有引进相关的治疗手段。

有药用不起更让人绝望

一面是高昂的药价，一面是大量等它们救命的患者，如果没有国家谈判，这部分人很可能失去救治机会。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长期从事肺癌防治工作，他告诉《生命时报》记者，“在我30多年的临床工作中，看到了不少因为没有有效治疗药物而逝去的生命，但更多的是因为有特效药、却又用不起药而放弃治疗的病人。”对于很多癌症患者来说，一些高效的进口药本可以给他们带去希望和新生，但残忍的是，高昂的药价却往往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，放弃治疗;即使是一些有经济基础的患者，昂贵的用药成本也能很快让一个小康家庭花光所有积蓄。这些年，老百姓“因病返贫”的现象非常普遍。

相关数据显示，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药物消费市场，年均药物消费额约700亿美元。其中，不乏价格昂贵的进口药。

支修益表示，我国每年拥有癌症患者约为420多万例，其中新发病例约80万，晚期肺癌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不到一年。目前很多高效的进口抗癌药，效果确实非常好，可使癌症患者的寿命大大延长，让“癌症变成慢性病”成为可能。但关键问题是，很多老百姓却用不起这样的“救命药”。因此，从这个层面看，启动药价谈判意义重大：不仅可以降低患者的用药成本，还能使更多人有用上这些药的机会。

研发成本、隐形成本抬高药价

进口药为何在我国变成“天价”？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表示，“原因是多方面”。一般情况下，研发一种新药平均需要十年的时间，花费大约十亿美元，这在业内被称为“双十”现象。这是进口药贵的根本原因。其次，创新、持续研发、药品迭代是药企参与竞争、树立品牌的生命线，没有雄厚资金支持，这些根本无从谈起，企业也会因此丧失竞争力。再次，进口药和专利药都有一定年限的专利保护期，制度初衷是为了帮助药企收回成本以支撑后续研发，但专利期一过，仿制药就会层出不穷，这些药将会面临断崖式的“缩水”。因此，只能通过专利保护期内的高额收入来弥补竞争带来的“利润分食”。

此外，“隐性”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催高了药价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，按照我国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，进口药品需要在我国重新完成三期临床试验后方可入市，但药品从开始申请到最终被患者用上平均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，而在多数国家并没有这种审批规定。这就导致很多患者迟迟用不上药，有人铤而走险去别的国家代购。另一方面，国内进口药品到达医院之前要经过至少三层经销商“剥削”，每一层平均溢价5%~7%，而国外是直接由药品采购部门向厂商采购，省去了流通环节的高额费用。此外，数据显示，我国的药品增值税率为17%，欧洲各国平均为8.8%，而美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家为0。

《生命时报》近日联系到了此次降价的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和罗氏制药，但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最终谈判结果还未出来，不便透露过多信息，但他们会全力配合此次“降价”谈判工作。随后，记者又联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进行求证，但对方以“价格不归他们管”和“不参与此次谈判”的理由拒绝了采访。记者又致电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相关负责人，对方称谈判结果出来后会及时公布，但其他问题目前暂时不方便透露。

海外代购风险大

目前，我国上市的进口药约200余种，这些药在大部分三甲医院都可以买到，但不少人表示，有些在国内买不到的药，会靠代购解决。

支修益表示，药物不是普通的商品，需要特殊的管理，境外代购的风险难以管控，而且属于违法行为，必须严厉打击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调查数据显示，网上代购的境外抗癌药约75%是假药。在张永建看来，境外代购的药品存在巨大风险。首先，代购药最大的问题在于，购药者和售药者间的信息不对称，无法确定来源的真实性，买到假药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其次，这些药都是处方药，应由专业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开出，擅自购买会存在两个严重问题：一是购药者无法准确判断这种药是否适合自己;二是安全性难以保证。再次，代购必然会经历流通过程才能送到患者手上，由于生物药品的特殊性，对流通过程有严格的要求，比如湿度、温度等，万一达不到就有可能导致药物质量下降，甚至失效。因此，张永建提醒，老百姓购药一定要有风险意识，尽量去正规医院购买。

救命药降价需多方努力

“谈判结果如何，我们现在不得而知，但面对天价的进口药，政府及相关部门有责任做更多的有益尝试。”张永建表示，接下来政府应将更多疗效好、但价格昂贵的药品拉入谈判中，并将其纳入医保目录，减轻患者负担。张永建也强调，如果完全依靠谈判降低药价可能还远远不够，因为有些药降价后，患者还是买不起。比如，使用来那度胺治疗的患者即使降价50%，年均药物费仍达30万~35万元。所以，引入社会力量，发展慈善组织和基金会帮助缓解患者的费用压力，也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法。同时，对于一些治疗效果较好且已过专利保护期的药品，国家应加快仿制药的生产，惠及更多患者。

此外，支修益还表示，国家必须大力提高自主研发高效药物的能力和水平，通过发展国产化和廉价化的市场竞争主体，打破进口药的垄断态势，不被国外药企牵着鼻子走，才能让居高不下的药品价格真正降下来，让更多患者买得起药。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