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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史之乱唐朝军人放着盛世不珍惜为什么反而去造反呢

发布时间:2020-12-29 09:47:22 阅读: 来源:扶手箱厂家

安史之乱唐朝军人放着盛世不珍惜 为什么反而去造反呢

安史之乱为何唐朝军人要去造反呢,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,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,给大家一个参考。

安史之乱时,唐朝北方的军人们为什么放着好好的“大唐盛世”日子不过,偏要跟着安禄山造反?

这个问题真得很“理想化”,也得感谢我们喜欢灌输“关键词”的历史教育和历史传播,好则一好百好,坏则一无是处……

回答如下:

“盛世”只是一个形容词,并不意味着当时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处在一个“完美”的生活环境下,我们说开疆扩土、封狼居胥,往往是建筑在军人、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。

当然,对于没有身处这样的残酷环境下的旁观者而言,往往看到的是四海宾服的光环,而不是黎民的痛苦,也不愿意去看,甚至还有不少“理想充盈”的朋友,真心认为自己愿意做“盛世强国”的一块砖,哪怕“做鬼也幸福”。

对此,咱只能写一个大写的“服”字,可作为大唐“盛世”的一部分,唐朝的军人们往往没有这样高的觉悟。

唐朝前期和后期,军事体制有很大的区别,前期以府兵制的番上来支撑中央禁军,以兵募等民户征发的方式满足出兵、野战的需要,边境的镇、戍、守捉,也以民户征发为主。

也就是说,唐太宗、唐高宗横扫四夷的野战军其实是由大唐朝各个州县的民户,以服役的方式组成的,而国家给他们的主要回报,是荣誉和任官的机会,这个逻辑与之前的北朝一脉相承。

而唐代的官职系统,其实是明确分为文武两个序列,文,则为职事官(三省宰相到县尉,实际职务)、文散官(待遇官阶);武,则为卫府官(十二卫大将军到折冲府校尉、队正,实际职务)、武散官(待遇官阶)、勋官(战功奖励,获得候选武官资格及对应田宅、礼仪奖励)。

在唐代前期,由于战争频繁,勋官首先滥恶,以至于丧失了社会地位,因为已经太多了,按级别“授田”的经济优待完全执行不下去,政治上升空间也近乎于无,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记载:

每年纳课,亦分番于兵部……身应役使,有类童仆。据令乃与公卿齐班,论实在于胥吏之下,盖以其猥多,又出自兵卒,所以然也。

翻译过来就是,高级勋官定期要在兵部“待选”,然而,这些士兵出身的“高勋”,虽然按照唐令的规定,品级相当于公卿,但在兵部候选时,实际的身份地位连不入流的胥吏都不如,甚至“有类童仆”。

问题是,哪怕是这套虚文,到了武则天朝也已逐步废弃,《旧唐书·魏元忠传》就写道:

虚有赏格而无其事。

这些是“兵卒”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“待遇”,而他们的领导——用来“储将”的卫府系统,所谓的大将军、折冲都尉、果毅都尉们,在高宗、武则天时代的大扩张之后(总章年间为唐代版图最大之时),也一路沦落。

傅璇琮著《唐代诗人丛考·韦应物系年考证》:

时承平既久,诸卫将军自武太后三代,多以外戚无能者及降虏处之。而卫左之官,以为番上府兵有权,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之没关,又多不旋踵而据要津,将军畏其父兄之势力,恣其所为。自置府以其番上宿卫,礼之,谓之‘侍官’,言侍卫天子也。至是,卫佐悉以借姻戚之家为僮仆执役,京师人相诋訾者,即呼为‘侍官’。时关东富实,人尤上气,乃耻之,至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,番上者贫羸受雇而来,是由府兵始弱矣。

可见,到这个时候,“储将”之所变成了容纳外戚亲贵和投降的部落酋长的空衔头,而曾经身份贵重的仕进捷径,由五品以上贵族官员子弟充任的府兵禁卫,也已经沦落,京师中骂人都叫“侍官”,府兵的社会地位直线坠落。

最重要的是,《新唐书·兵志》记载:

诸府士益多不补,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,士人皆耻为之。

兵不补充倒还在其次,折冲府系统的武官久久不能升迁,豪强士人已经抛弃了这条晋身之路,则这个职官系统的废弃也就是时间问题了。

到了唐玄宗时代,上述问题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,他的解决方案也并不是恢复旧制,而是将卫府武职官彻底的阶官化,变成一种口头政治待遇奖励,一次战争胜利,发出的空白折冲、果毅的告身(委任状)成百上千,而这些府兵军官其实可能连自己的折冲府在哪儿都不知道。

直至开元天宝之交,府兵系统连持续为长安提供“禁军”兵员的职责都无法履行,也就彻底走向了制度的末路。

另一方面,在边疆的野战、边防部队也在发生变化,唐玄宗时代遂对整个军事制度进行根本变革,原本的“义务兵”基本上被“职业兵”代替,从军不再是为了“荣誉”和“仕途”,而是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,而且是养活全家的手段。

到了安史之乱前后,武人晋身的封赏滥恶,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按照《资治通鉴》卷219的记载:

是时府库无蓄积,朝廷专以官爵赏功,诸将出征,皆给空名告身,自开府、特进、列卿、大将军,下至中郎、郎将,听临事注名。

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,有至异姓王者。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,不复计官爵高下。

及清渠之败,复以官爵收散卒。由是官爵轻而货重,大将军告身一通,才易一醉。

凡应募入军者,一切衣金紫,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,称大官,而执贱役者。名器之滥,至是而极焉。

这种官爵的泛滥,直接造成的结果,并不是军人地位的上升,而恰恰是安史之乱前后,大唐王朝愈演愈烈的“清浊之分”,即已经不再把朝廷的名爵当做衡量地位高低的标准,而是当时的贵族阶层,以及社会主流舆论,完全将“出身”视为区分地位高下的基准。

这种情况下,尽管职业化的官兵们仍有资格穿着三品以上官员的紫袍招摇过市,收获的却不是艳羡,而是“成功人士”的白眼。

换句话说,“大唐盛世”中的军人们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期,其社会地位与他们拥有的力量完全不匹配,我们不能否认大唐正统王朝具有的伦理号召力,但是,对于日益游民化,社会地位越来越低贱的军人群体而言,这个“盛世”只在需要他们出命打仗的时候把他们当做“人”看。

这不仅是社会地位的问题,在军食、赏赐等方面,也是如此,所以,职业士兵们最终走向了“拿钱办事儿”的行为逻辑,经常会“养寇自重”、“肆意劫掠”,以他们的“战争技艺”来获取,骗取,甚至是胁迫来得到封赏。

具体到安禄山的反叛,则要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,就是唐代供军费用的严重“西高东低”,哪怕是在战事并不激烈的剑南节度使,每个编制士兵的费用也是东北方向,范阳节度使士兵的3倍。

而安禄山本人之前兼任了一系列与“供军”有关的使职,说明其在唐玄宗的信任和倚重下,以更少的财政资源厚养了三镇,或者至少两镇的镇兵。

这些人作为长期居住在边塞的边兵和边民,无疑与他们真正的“衣食父母”建立了深厚的人身依附关系,这种将领与军队的人身依附关系,在安史之乱后仍旧可以看到,比如幽州节度使朱泚入朝,就带了一部分幽州兵,而他统带这部分兵马的权力也由朝廷的正式任命所认可。

一个很有趣的历史事实是,大唐朝廷立场上的“叛军头目”,大唐忠臣义士眼中的“乱臣贼子”,安禄山、史思明、安庆绪、史朝义,这四位“大燕皇帝”曾经被投降唐廷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请进庙宇,享受香火供奉,被称为“四圣”,直到唐代宗大历八年(773年)才奉旨平毁。

一直到唐穆宗长庆年间,河朔之地的军将称呼安禄山、史思明仍为“二圣”,为了从根上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,唐朝中央派遣的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刨了安禄山的墓,砸了他的棺椁,结果引来当地军民的反感,“人尤失望”,此时,距离安史之乱,已经过去了60年……

综上所述,唐朝的边军跟着安禄山造“大唐盛世”的反没什么奇怪的,在他们眼里,安禄山就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,而唐朝边军的主力,也并非某些人所臆测的都是“胡兵胡将”,其主体就是唐朝当年的经制军人,多数是汉人。(见孙继民《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》,远在西域的唐军,兵籍帐中仍以汉兵为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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